我自认为这一年对所有选题都尽力，没有懈怠任何一个现场和任何一场采访。因为我知道时间不多了，空间和尺度不等人，我和所有同行都在与那头巨象赛跑，在它沉重的四蹄间不断穿梭闪避。我们也都明白，终有一天象蹄会毫不留情地落下，无人能够幸免。

一边是公共性议题被无限度地压制讨论，一边是舆论场对个体无限度的审判。比如胖猫、姜萍和沙白的事件。始终认为媒体介入个人事件要审慎，为什么要做、以什么样的方式非常重要，需要一再站在外部视角去审视和校正，不然只是被裹挟在这场狂欢里，成为其传播的工具，而忘掉媒体应该有的判断和准则。

与此同时，机构内部因为流量焦虑，评价标准一变再变，记者到底该负责什么越来越模糊——是专业主义，稿子质量，是对采访对象和大众传播的责任，还是kpi流量，抑或是钱和名，媒体领导通常既要又要。前两天听一位调查记者在播客中说，“新闻就不应该考虑流量”，这听上去是一句非常奢侈和理想主义的话，但也是作为记者真正的心声。

今年我参与和围观很多交流，发现一个家庭、一个编辑部和一个行业，大家都很难在一个讨论轨道上，大多数是自说自话，在各自的话语体系、困境和价值观里越走越远，无法交汇，如果说以前分裂常常存在于代际和阶层之间，疫情之后，分裂无处不在，政治立场的，性别议题的，医学观点的……只是相差几岁处境就大不相同。

积极的层面当然觉得多元的观点很好，消极的层面是如果行业自身的对话和某种程度的共识都难以达成，媒体如何再有促进不同群体对话的可能。尤其对于特稿来说，最后呈现的其实是某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活得比他们久，是我这代人为数不多的筹码。昨天中午吃饭时，我听到J老师在播客里说谈到表妹的困境——想做一些自认为对的事情，但是在所处的环境里像个异类，J老师鼓励她，“你要坚持你自己的想法，别人怎么登山是别人的事情，我们的山我们自己登就行了，所以你一定要相信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