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65年1月：“走资派”概念的提出与二月提纲
　　1965年1月，毛带着“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这一命题出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他说服了党的领导人同意进行一场“文化革命”。受命贯彻这一模糊但似乎无伤大局使命的，是由彭真领导的“五人小组”，彭真是中央政治局第五号人物，兼任北京巿委书记和市长，五人之中只有康生是毛的支持者。在11月姚文元文章发表前，五人小组形同虚设。姚文发表后，彭真匆忙采取行动，想把毛主义的政治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1966年2月，彭指责姚和其他毛主义者把“纯粹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对待”。虽然论战的政治含义十分明显，但在1966年春季前，彭和党的机构还是千方百计把论战主要限制在学术和历史问题上。
　　(相关阅读：《关于“二月提纲”的若干回忆与史实》)

　　2、1965年11月：姚文元与《海瑞罢官》
　　名不见经传的文学评论家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该文成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公开信号。《海瑞罢官》是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于五年前写的剧本。在毛本人的授意下(在毛的夫人江青的帮助下)，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于1965年11月问世(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海《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姚批判说，吴晗不仅歪曲了明朝历史，而且该剧关于“退田”给农民的内容，给那些妄想“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的人以思想上的支持。所有这些就是当前“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焦点”。
　　不久后的事实说明，反对姚文的力量不是来自资产阶级，而是党内的官僚。在姚的文章发表后，毛确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时间表。如果说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它也主要局限在学术和文学领域。

　　3、1966年5月4日-26日：“五一六通知”与中央文革小组成立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主要文件《中共中央通知》〈后为区别于其他中共中央通知，称《五一六通知》〉，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毛主持起草的《五·一六通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布)，宣布解散五人小组，谴责彭真阻挠文化大革命，指控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钻进了党的各级组织(包括中央委员会)，准备建立“资产阶级专政”，通知警告说“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睡在我们身旁”。在新成立的“文化革命小组”的指挥下，毛主义者控制了北京和国家的主要宣传机构。由江青和陈伯达领导的文化革命小组，主要由激进的知识分子组成，是为领导文化大革命而建立的一个准官方机构，在文化大革命中，它在许多方面行使着中共中央和中央政治局的权力。
　　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基于这样一种设想：现存的党和国家机构已经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支配，由此，导致在整个社会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经济关系;只有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恢复社会主义精神和革命理想，在“无产阶级思想”指导下改造国家结构，才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论是从毛主义的选择还是客观政治需要出发，都只有动员群众采取毛所主张的革命行动，才能实现这些目标。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群众在改造客观社会现实的同时，也会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毛号召的正是这样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深刻”革命。
　　(相关阅读：《中国文革研究及新阶级形成观察——以清华大学为例》)

　　4、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大字报
　　北京大学哲学系年青讲师聂元梓在校内贴出大字报，批判北大校长压制学生对吴晗事件的争论，号召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积极“投入战斗”。北大党组织立即派人撕毁了这第一张“大字报”，与大字报相关的人员也随即受到了惩罚。但一星期后，毛欢呼这份大字报是“(二十世纪)60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他下令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广播和转载这张大字报。
　　(相关阅读：《初期大串连的“圣地”——北京大学》)

　　5、1966年6月：刘邓工作组与“五十天的白色恐怖”
　　在6月初学生骚乱刚开始时，刘少奇就匆忙向学校派出了工作组，试图把正在兴起的运动置于党组织的控制下。工作组也组织了“造反”学生组织，这些组织由高干子女领导，他们支持学校党委，企图把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对象由毛说的“当权派”转向“资产阶级权威”和那些阶级出身“不好”的人身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最先开始对知识分子进行残酷迫害的，不是毛主义的激进分子，而恰恰是在党组织支持下成立的、旨在保护党的官僚的“造反派”。工作组支持的学生造反派不但迫害知识分子，而且还把斗争矛头指向出身不好的学生——即从前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子女。他们还发明了“血统论”(或叫“自来红”论)，宣称自己继承了现在是党政官员的革命老子的革命精神。7月下旬，毛不顾刘的反对，下令从学校撤出工作组，怒斥“五十天的白色恐怖”。学生造反派现在可以不受党组织的约束，按照毛的思想权威，自由地成立自己的组织。各种学生组织雨后春笋般成立，统称为“红卫兵”。
(相关阅读：《毛泽东称他为“学生领袖”——李世英和三封遗书的故事》)

　　6、1966年8月：毛泽东接见进京大串联的红卫兵
　　1966年8月初，佩带着标有“红卫兵”字样袖章的青年学生出现在北京街头，在毛主义领导人的鼓励下，短短几个星期里，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学和中学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数以百万计的年轻造反派在“造反有理”、“不破不立”的口号下，冲向全国城镇的大街小巷，响应毛主义的号召，扫除一切“牛鬼蛇神”。8月18日，数百万红卫兵聚集在自1919年五四运动后象征着革命动乱的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

　　7、1966年8月5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
　　毛把自己的大字报贴到了中央委员会正在开会的会议室门上，敦促红卫兵“炮打”他指责正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党内对手的司令部。三天后，正式通过了作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的“十六条”。8月18日，受毛思想指导、执行毛个人指示的红卫兵，被官方认可为向党政机关造反的先锋队。此后，毛主义的攻击矛头直接指向整个党的机构及其最高领导人，特别是被称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刘少奇，以及被称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党的总书记邓小平。

　　8、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委员会通过“十六条”
　　“十六条”明确规定了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这一目的密切相关的另一个目标是后来所称的“破四旧”。“十六条”宣称，在文革初期产生的新政治组织，“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不应当是临时性的组织，而应当是长期的常设群众组织。它不但适用于学校、机关，也基本上适用于工矿企业、街道和农村。”“十六条”还规定“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普选制”。

　　9、1966年8月：席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
　　到1966年底，红卫兵实现了“揭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目标。但红卫兵对一切权威的攻击有可能导致无政府主义的危险，也不符合毛主义“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干部”的目标。他们贯彻了毛“勇敢地发动群众”的指示，但他们的做法却逼得工人和农民奋起捍卫党组织和社会秩序，反对这些年轻傲慢的不速之客。此外，政令纪律几乎全部废弛，暴力的派性斗争、对文化和艺术的破坏行为以及时常发生的十足流氓行径，所有这些构成红卫兵运动特征的事情，都使北京的毛主义领导人得出结论，红卫兵已成为政治负担。1967年，他们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措施，试图把文化大革命的“先锋”逐出政治舞台。

　　10、1966年11月：上海“工总司”成立
　　北京红卫兵到上海串联，上海出现红卫兵，以上海市委为目标。上海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发生了一桩具有爆炸性的政治事件，诱发了群众对统治他们的官员深深的愤恨，这就是“黑名单”事件。黑名单是由学校、工厂、居委会和群众组织中的党的工作人员和公安人员搜集的公民的政治档案。
　　围绕着“黑名单”的斗争使上海市委威信扫地，它的权力为上海工人阶级取代。早在1966年秋季，造反活动就从学校蔓延到工厂，这样，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场历史剧中，真正的无产阶级登台了。然而，工人不是作为一个整体加入战斗的，这是一个分裂成一方为老工人和技术工人、另一方为年轻的非技术工人和学徒工的阶级。前者受益于旧的工资和奖金制度，在总体上希望保存现有的政治秩序;后者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使他们更热衷于向党的官僚机构造反。
　　1966年11月初，上海一些工人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一个叫做“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的松散组织，由王洪文当司令。王是一个纺织厂的年轻中层干部。工总司是工人自己创造的组织，与北京的指示无关。事实上，当时来自首都的毛主义指示主要强调的是工人要促生产，而不是抓革命，要求工人只有在完成八小时的生产后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北京的大致设想是，在工人委员会(特别强调是在业余时间建立的)与管理干部的合作下，在工厂平稳地进行生产关系的转变。由于担心影响生产，直到新的一年开始后，北京才号召工人成立“革命造反组织”。
　　(相关阅读：《李逊：工厂基层干部王洪文》)

　　11、1966年11月8日：安亭事件
　　11月8日，工总司向上海巿委提出要求，明确提出要用人民政权机构取代旧的官僚机构。工人们要求市委承认工总司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法组织，从而向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提出挑战。他们要求市委为工人在全巿各工厂建立组织提供条件，要求巿政府对自己采取的措施作出公开说明。当这些要求被拒绝后，一些激进的工人决定上北京向毛泽东请愿。11月10日，他们强占了一列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海巿委下令火车停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小镇安亭，但有一半工人拒绝返回上海，他们在那里被困了三天。
　　张春桥在1966年7 月到北京担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前是上海巿委书记处书记。11月14日，张宣布工总司是合法的革命组织，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在工人的要求上签字表示同意，迫使上海巿长曹荻秋也勉强签了字。
　　(相关阅读：《一个工人造反派的文革记录》)

　　12、1966年12月：上海两派群众组织形成和“经济主义妖风”
　　到12月中旬，上海大致分成了两大对立阵营，分别由保守的赤卫队和激进的工总司领导。在年底前的最后一星期里，两派爆发了大规模的武斗，导致工厂生产停顿，严重地影响了市政服务。12月31日，在不断发生的罢工浪潮、政治示威游行和日益加剧的武斗的背景下，赤卫队宣布进行总罢工，使这个大都市经济完全瘫痪。市政府当局为了满足几乎是所有群众组织都提出的经济要求，讨好工人，使他们在政治上不要过于积极，下令大量发放奖金，增加工资补贴和现金补助。这种作法后来被批判为“经济主义妖风”，它是上海巿委在绝望中的最后一招。

　　13、1967年1月：一月夺权
　　1月5日，十几个与工总司松散地联合在一起的造反派组织(在北京中央文革小组的鼓励和帮助下)，在两天前刚被造反派夺了权的上海主要报纸《文汇报》上，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1月6日，张春桥再次来到上海，不仅是为了就任胜利了的群众运动的领袖职务，还是为了控制群众运动，重建上海的秩序。到1月底，上海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经济活动和管理秩序。
　　赤卫队虽然已经解散，其中许多成员加入了工总司，但一些参加1月夺权的激进组织却成了反对派。派性战斗重新爆发，武斗不时发生。

　　14、1967年2月：从“上海人民公社”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宣告成立。这一天，百万工人集会，庆祝“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上海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天”。但是，上海公社领导人张春桥和姚文元实际上是由北京任命的。在新政府成立大会上，张强调，公社得到了人民解放军的支持。关于上海公社一事，毛怀疑公社的激进原则能否在上海以外的地方行得通，对公社这种政治组织能否保持必要的革命警惕性表示怀疑，毛建议把上海公社改名为上海巿“革命委员会”。
　　张春桥在返回上海后，在2月24日向全市人民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解释为什么上海公社将不复存在。默默无闻地存在了短暂19天的上海公社变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15、1967年1月：军队“支左”
　　士兵们进入工厂和公社，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解放军强制推行纪律，才使城市和农村的生产在这些动乱岁月里得以维持。在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地方，军队通常在“三结合”中起主导作用，一般情况下，他们总是站在群众组织一边，与老干部保持一定距离。由于众多的群众组织都宣称自己是毛主席的真正拥护者，要决定谁是“革命左派”颇为不易，军队通常支持那些不太激进的群众组织。军队既要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又担负着维护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任务，在两者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军队领导人一般选择后者。
　　为了维护秩序，军队经常对那些非常激进的群众组织进行武装镇压。在1967年2月和3月，在后来被批判的“三月黑风”中，军队强制(有时运用武力)解散了四川、安徽、湖南、河北和福建等地激进的学生组织和工人组织，有数千人被捕、被杀或受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几乎所有的群众政治组织最终都诉诸暴力，但在动乱期间死亡的人，多数是在军队镇压时被打死的。在军队没有动武的地方，文化大革命被规定是一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正如李鸿永所指出，把毛的思想作为学习对象而不是行动指南，有助于压制造反派的革命行动，是为了解决军队面临的“口头上的革命与实际上的保守”的矛盾。1月革命之后，在许多地区，正是军队、老干部和保守群众组织的三结合，阻碍了毛的文化大革命目标的实现。

　　16、1967年2月：“二月逆流”
　　各地的军队领导人着手恢复“秩序”，这在许多地方意味着保护原来的党的机构，支持保守的群众组织，维持政治现状，使造反派对军队越来越不满。与此同时，由于周恩来在北京的努力，许多干部又重新恢复工作，进一步加深了造反派的敌意。如果没有群众对官僚特权的普遍反感，就难以解释为什么成百上千万群众会响应毛的号召起来造反。不久，随着所谓“三结合”排斥了群众代表的指责声鹊起，对革委会的抵制公开化了。几乎所有地方的政治权力都落入了军队手中，而军队又依靠有经验的党政干部维持社会秩序和生产。

　　17、1967年7月：武汉“720”事件
　　从7月初开始，武汉已基本瘫痪，成了两大派群众组织角逐的战场。一派组织是“百万雄师”(由50万熟练技术工人、国家工作人员和民兵组成)，它受到省委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将军的支持。陈再道向来对不许镇压群众组织的禁令置若罔闻。另一派组织是由更激进(也更年轻)的工人和红卫兵组织结成的联盟，称为“武汉工人总部”，号称有40万人，该组织在1月曾进行过一次失败的夺权。它受到了由陈再道将军供给武器和士兵的百万雄师的围攻。
　　在陈再道拒绝周恩来要求解除围攻的命令后，中央文革小组的两位要员王力和谢富治被派到了武汉。北京的特使于7月16日到达武汉，即令陈再道和其他军队领导人马上撤销对百万雄师的支持，支持“工人总部”，并令其对自己的错误公开进行自我批评。武汉军区领导人迅速作出反应，7月20日凌晨，反叛的士兵扣留了谢富治，而百万雄师则在军队的纵容下劫持了王力。谢富治是公安部长，被软禁起来，而激进的一介书生王力，则被带到军区大院，受到殴打。
　　消息传到首都后，北京也同样迅速地作出了反应，周恩来试图调停冲突，但终因座机无法在被军队和坦克包围的武汉机场着陆而未能成功，随后，三个步兵师和一支空降部队在武汉地区集结，海军的炮舰也游弋于长江口，在强大的军事力量威慑下，陈再道才不得不屈服。7月25日，王力和谢富治回到北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而武汉军区的领导人则被灰溜溜地揪到北京。

　　18、1967年8月：文攻武卫、恢复秩序
　　江青在7月24日的讲话中谈及武汉事件时，愤怒地告诉红卫兵要“文攻武卫”。全国的造反派组织立即开始千方百计搜集武器。8月下旬，中国已经徘徊在无政府的边缘。毛在结束了对各省的“视察”后回到了北京，他认识到，如果继续以群众的首创精神为基础开展文化大革命，势必要冒全面内战的危险。他选择了秩序，实际上也就是选择了结束文化大革命。

　　19、1968年1月-8月：群众运动最后的高潮
　　那些依然留在群众革命组织的、在政治十分活跃的造反派，对于他们要结合的党的干部和军队干部持不信任态度。和解是非常困难的，在很多情况下，常常是由军队强制进行结合，军队负责建立从省一级直到工厂、人民公社和街道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
　　(相关阅读：《吴一庆新著〈边缘的文化革命〉评述》)
　　-湖南“省无联”
　　1967年下半年在湖南成立的一个激进的红卫兵联盟，简称“省无联”(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省无联是文化大革命中最激进、但又有自身理论体系的组织，他们把文化大革命的最初理想，与毛曾提出但旋即在1960年代中期放弃了的新官僚统治阶级的观点结合在一起。他们拥护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但认为继续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的“红色资本家阶级”;他们赞扬文化大革命唤醒了群众，促进了人民民主，但是又批评文革领导人纠缠于攻击个别人，没有看到中国政治问题和社会不平等的社会阶级根源。他们认为，这个根源就是依然掌握着国家机器并且篡夺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权力的“新官僚资产阶级”。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彻底“砸碎”现存的国家机器，建立以巴黎公社的普遍民主原则为基础的“中国人民公社”。

　　1968年，时为湖南“省无联”成员的杨曦光写下著名的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鼓吹建立“中国人民公社”。杨曦光后更名杨小凯，成为新古典经济学家。
　　-各地武斗
　　1968年春夏之际，对军队的严厉干涉的强烈反抗，与短暂的官方反对“右倾回潮”运动混在一起，使全国许多地方又爆发了新的武斗。武斗主要发生在对立的红卫兵组织之间以及学生和军人之间。在广州巿，各派组织之间的武斗情况十分严重，以至于军队不得不在夜间实行戒严，但同时又给保守派组织提供武器。不过，最残忍的流血事件发生在偏远省份，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广西。当时任军区政委、后来是邓小平盟友的韦国清，下令对激进的红卫兵格杀勿论。

　　-终结学生造反派
　　文化大革命的最后战斗发生在北京的大学校园内。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学生造反派把校园变成了武装营地。这不仅是去年夏季派性斗争的重演(但用上了致命的武器)，也是对当局自上而下强加的秩序的反抗。最后，毛在7月底召见了学生领袖，通知他们红卫兵的历史使命已经结束。随即，由解放军和工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便开进了校园，制止武斗，约束学生。许多学生造反派领袖被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继续留在学校的学生，则在军人和工人的监督下努力学习。

　　20、1968年9月：“大联合”恢复党的权威
　　要彻底恢复党至高无上的权威，首先必须实现所谓的“大联合”，这是现阶段文化大革命发展的政治结果。是否建立了由中央正式批准的省革命委员会，是衡量是否实现大联合的标准。省革命委员会又要负责审批地区、县和市级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整个进程比预期的要慢得多。但随着西南各省和新疆、西藏等地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到1968年9月，这一任务终于完成了。一般来说，所有的革命委员会都是在军队的主持下成立的。

　　21、1968年底-1969年初：“清理阶级队伍”
　　运动的表面目的，是审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党政干部和其他人员，以及在动乱中上升到领导职位的人的政治面貌。据观察，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最积极的是保守的政治领导人。清理运动一般是从干部再到普通群众，许多人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而受到歧视和迫害。由于阶级出身成为进行政治判断的主要标准，那些与出身不好的人有宿怨的人，趁机挟嫌报复，利用这一机会解决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恩怨。

　　22、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为“九大”)，文化大革命就此开始走下坡路。1967—1968年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在“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原则基础上开展的，但到了1969年，群众运动分崩离析，运动中被挑选出来的一些残余人物被吸收进了旧的官僚机构。

　　23、1971年：林彪事件
　　林彪在军队领导层中固然有追随者，他们极力拉拢其他人一起维护林彪作为公认的毛的“接班人”地位，但与忠诚于毛和周的人相比，他们在人数和力量上都大为逊色。林对毛的挑战，不是军方对文职政权的挑战，而是政治挑战。其中最可信的指控，是说林彪是企图篡夺最高政治权力的“野心家”和“阴谋家”：“林彪不过是一个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凡有利于他自己权力的任何路线和政策他都支持。” 虽然很少有人为林彪的死感到痛心，但林彪事件及对这一事件的解释，加深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始在中国社会中郁积的政治虚无主义。

　　24、1974年1月-6月：批林批孔运动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批林批孔”运动支配着官方的舆论和公众生活。，运动的主要目的是歌颂秦王朝(秦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的历史进步作用和秦始皇，肯定秦朝奉行的独裁的法家学说;相应地批判了代表垂死的奴隶主贵族利益、妄图让中国永远处于政治和领土分裂状况的历史反动派孔子及其学说。“批林批孔”运动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批判林彪和孔夫子，运动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由谁领导中国步入后文化大革命时期和中国朝什么方向发展。争论主要是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间展开，绝大多数中国人如堕云天雾海，运动对他们来说只是参加批判会，人云亦云地声讨早被遗忘的儒家。

　　25、1975-1976年：“四人帮”的兴衰和毛泽东逝世
　　以“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领导人的权力远没有表面上看来的大，更没有达到垮台后其对手所说的那种程度。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的影响主要限于文化界和舆论界，他们充分利用这些媒体夸大自己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自己的实际情况。国家和军队的权力一直牢牢地掌握在文化大革命前的老干部手中。四人帮在政治上的显赫地位、他们的政治生命，最终依赖于毛的保护和支持，而此时的毛泽东已重病缠身，身体状态每况愈下。“四人帮”所代表的主要是那些产生于文化大革命的官僚，尤其是数百万在文化大革命中入党或提拔起来的比较年轻的下层干部。
　　毛逝世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灰烬中像凤凰一样再生的中国政治和军事官僚机构的领导人，几乎马上就采取行动斩断了他们与激进的毛主义传统的联系，当然，他们是以毛的名义、打着毛的教导的旗号这样做的。10月初，在对毛的悼念活动刚刚结束之际，政治局便清洗了内部的激进成员。在一场军事政变中，四人帮被逮捕，他们的罪名甚多，其中一条是阴谋篡党夺权。